他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其内在的恶性。

他认为，自由是人类最根本的情感，但人在没有任何支配的无秩序环境中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所以，人只能参与到国家的意思形成之中去，通过自律———自己管理自己———从自由与秩序需求的紧张中解脱出来。[87] 二元说认为选举权是国民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一种参政权，它既是一种权利，又有着作为公务的属性———选定作为国家机关的公务员。

对纳粹时期被推上极致的绝对国家主义的反动，是战后德国公法与公法学的一个基调。从其目的之归属来看，必须认为，统治权是属于国家的权利，统治作用是国家本身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日本公法学对国家法人说的清算，甚至相反，可能形成有利于国家法人说复活的社会心理。……如果国民不具有主体性，那么在共同统治之下的人们的集合体就不是国家。统治权不是为君主的个人目的而存在的，也不是为生存于现在的国民的目的而存在的，它是为国家这个永续团体的目的而存在的。

每个人都不是作为孤立的人格而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才享有公权的，所有的公法都是为了一般利益而存在的。行政行为不同于私法中的法律行为，其法律效力并非全部源自法律。[23]李友海等：《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见龚育之：宪法与改革，宪法颁布十周年纪念文集，法律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2页。但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82宪法是运用修宪权的产物，并不是制定宪法的产物。要做到让民众信法不信权、信法不信访、信法不信闹，还需进一步普及宪法价值，以《宪法》为基础，约束公权力，一方面将政府行为纳入宪法的轨道，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由此赋予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宪法发展的关键是维护宪法的至上性与实效性，使宪法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政党活动的最高准则、根本准则与首要准则。

宪法发展需要处理好政治性与法律性、稳定性与适应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关系，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面对社会现实与宪法价值的冲突，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是，在通过法定途径做出调整之前，决策者不能以现实的合理性为由随意突破现行宪法体制的框架，否则会破坏既有的宪法秩序，损害宪法的权威，最终不利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沉寂的宪法审查与宪法实践性的匮乏在公权力领域，宪法的直接功能在于规范与控制公权力的运行。[11]《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6页。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学术界有一种主张，认为82宪法是制宪权的运用，但多数学者认为82宪法属于宪法的全面修改而非宪法制定。

近年来，还有一种现象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地方化趋势，如一些地方政府自己制定行政程序方面的规则，不通过民意代表机关，理由包括通过代表机关效率低等。在理论上，第51条是宪法对基本权利活动进行限制的总的原则和标准，确定了宪法内在界限[8]，具有基本权利概括限制条款的性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然要健全宪法保障制度和宪法监督体制，明确宪法保障机构运作的原则、程序与职权。六、完善中国特色的宪法发展模式——代结语82宪法的发展是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实现的，时代特征不断赋予宪法发展新的意义。

（二）宪法运用者的宪法意识薄弱与不尊重宪法文本密切相关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公务员的宪法意识比较淡薄。在宪法层面上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充分发挥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作用，强调社会、公民、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

[14]在您认为依法治国首要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中，26.7%的人认为是依法治官，68.1%的人认为是依法治理社会事务，3.1%的人认为是依法治民，还有2.1%的人不清楚。1988年宪法修改，私营经济开始获得宪法地位。

这实际上是规避民意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这也表明，在社会治理方式的探讨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将法治的理念引入执政活动，高度重视并要求充分发挥宪法的地位。[20]《人民日报》1992年12月5日社论。2004 年9 月15 日，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但客观来说，逻辑上的结论究竟是否与现实保持了一致还值得反思。朱素明不服，认为《行政处罚法》是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的基本法律，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两部法律既不是同一立法机关制定，又不是同一级别的法律（前者高于后者），不存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的基础，故而应适用《行政处罚法》，适用其中的一般程序而非简易程序，提起上诉。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2]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有助于提高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实效性，改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的行使。

[1]我们在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中经常看到一种表述，即82宪法的制定或者制定了82宪法。制宪权的行使不受既有法秩序的拘束或调整。

从1992年以后，随着宪法实施，国家价值观对社会治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以建立人权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建设进入新的转型。宪法解释则既包含着发展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功能，也包含着实施宪法、使宪法发挥调控社会的功能。

[11]82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要求，通过修宪的方式不断丰富和发展宪法的指导思想体系，使宪法的发展与时俱进。通过宪法治理，既可以彰显宪法的权威和效力，又可以以此作为凝聚共识、维护根本价值观的基础和依据。未来的宪法发展，应当以宪法理念为本，以宪法意识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治理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发展，维护并推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这既是宪法最高性的要求，也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

宪法实施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种公共生活，或者说为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提供一种合理性与期待性，因而宪法意识对于宪法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82宪法本质上是一种修宪行为的产物。

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不过已经开始注意到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二、82宪法奠定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合作与沟通，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一些重要进展——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的确立和运转，立法民主化、依法行政、司法改革的推进，以及权力制约和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直到依法治国写进宪法，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并列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宪法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三）公众的宪法期待与基本权利救济的脱节宪法实施状况与距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差距，距离落实宪法本身的规定还有差距。

在篇章结构上，54宪法和75宪法、78宪法的顺序都是一致的，即除序言外，正文的四章分别为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82宪法修改颁行以来，一直有成立专门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的建议，如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宪法委员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诉求机制不畅造成社会协调断裂，社会建设相对滞后造成社会控制整合相对不力，社会关系紧张导致矛盾的突发，甚至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实现由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的升华，宪法是执政的目标、方向和根本保障，宪法是执政正当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基础。

为了解国家公务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2008年我们曾对1300多名中高级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查。[15]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我们必须明确，宪法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条文，都是制宪者根据人民的意志，反复思考、反复推敲而写入的。

[14]参见韩大元、洪英、张宇飞：《中国社会变革与公务员法律意识——以公务员法律意识问卷调查的分析为中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作为建立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种积极努力，82宪法一方面调整了整体的篇章结构，另一方面完善了基本权利的内容体系，力图理顺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以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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